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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何以能与人相与为一,天人感应的创说者:董仲舒

导读:天何以能与人相与为一,天人感应的创说者:董仲舒大家好,我是小编阿泉,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天何以能与人相与为一,天人感应的创说者:董仲舒。“...
天何以能与人相与为一,天人感应的创说者:董仲舒

大家好,我是小编阿泉,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天何以能与人相与为一,天人感应的创说者:董仲舒。

“天人感应”的创说者是西汉的董仲舒。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以《春秋》公羊学名家,汉景帝时为博士。后参与建元元年贤良文学对策,很受武帝赏识。在对策中,集中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其“天人感应学说”是他哲学体系的核心。其立说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春秋》灾异说。

首先,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法天而立道”。他说:“孔子作《春秋》,上摸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这就是说,孔子在作《春秋》之时,天人感应的现象即已存在。孔子所讥贬的,天必加灾害以应之。孔子所厌恶的,天必出怪异以示其警戒。因此,“人之所为”,必“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

。”天与人是相与为一的。

天何以能与人相与为一?为了解决这个前提,董仲舒吸取了《易传》中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异质同构的理论而大加发挥。《易传》说:“天地细组,万物化醉;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只是将人类男女交合简单比拟天地摩荡。而董仲舒的理论,则如同显微镜的放大,从体格到惫志,将人与天作了全面的比附。“天地之符,阴阳之附,常设于身,身犹天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曰月之象也。休有空窍理服,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洲首贫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曰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膜,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

所有这些说法,均是就之节律。地之构造与人的体格和生理现象进行异类比附。不仅在体格构造与生理特征上“天与人相类”,而且在情感与意志上亦相类。他说:“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董仲舒既然将人与天作了这样的比附,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泯灭掉作为比附的“类”的界限,干脆就“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泯灭了“类”的界限而进一步抽象化,就推出了“天人同类”的结论。既然天与人同类,那么同类的东西就会互相感应。正如“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亦如同“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到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了。其理论的自完自足性,体现得相当充分。于是,他发出了警世危言:“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

由此看来,艾仲舒创论“天人感应”之说的初衷,实在包含着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他要证明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命于天”的统治合理性。在《春秋繁露·玉杯》中,他一则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再则说“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这是无所掩饰地宜扬“君权神授”,“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另一方面,其“天人感应说”,又对至高无上的皇权加以适当的杆促和限制。他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这无疑是劝告最高统治者推行“仁政”。倘仁政不施,天将遗告之,督其改过。如“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足畏恐,其殃咎乃至。”由此可见,“天人感应”学说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确立。

董仲舒这套以《春秋》灾异为前提的“天人感应”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可以此证明统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被统治者亦可以此证明某个阶段统治的不合理性,双方都可以设法找到符瑞和灾异的证据。当然,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极其荒庙的,而且即使是在董生其时,对这套理论也有信与不信者。据《汉书》本传,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辽东汉祖庙及汉高祖陵慕中的便殿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认为辽东祖庙之火为当诛不法之诸侯;高园殿之灾当诛不法之大臣。“罪在外者天灾外,罪在内者天灾内,播甚罪当重,蟠简罪当轻,承天意之道也。”但他并没有立刻将这个意见呈上皇帝,结果被主父僵暗中偷走献给武帝。武帝召集诸儒评议,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文是他老师所作,“以为大愚”,并“下仲舒狱”武帝诏赦之,才免一死。自此之后,“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仲舒创“天人感应”之说,而言灾异又差点送了命,这只能说明,这个理论初创之时,尚未被普遍接受,俏若如后来的深人人心,董仲舒决不会有性命之虞。相反,后汉祖谭则几乎因不言图徽而送命。因为,这时,“天人感应”之说已经发展到徽讳之学的极端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