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内部信仰互相多异,习俗纷杂,但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目标,即创造有利条件使心灵进益,终于脱离烦恼 ,求得解脱。一般认为,这就要求人禅定、遵守戒律并进行各种修持。由于有这种共同目标,佛教遂得以十分灵活地修改它的组织、礼仪和教义模式以适应各种社会和文化环境。虽然缺乏可靠的数字,但是确知在佛教势力强大的各国有 10亿多人。 大乘佛教起源于何处,一直是近代以来学者探讨初期大乘佛教史难以确切解答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旨在检视欧美 学界论述大乘佛教起源地的二个主导学说, 一为ienne Lamotte,另一为 Edward Conze的南印度起源说。透过本文的汇整剖析,这二个学说都呈现相当程度的偏失,举其重大者包括缺乏能够自我检视的起源观与大乘佛教起源观,以及用很牵强的方式将特定的现存材料关涉到大乘佛教的起源此一课题。本文最后强调,探讨大乘佛教的起源,必须正视史料严重不足的事实,一方面审慎核验现存的材料如何在学界被用以论述大乘佛教的起源,另一方面,发展出一种非固着的起源观当有其迫切的需要。
在探讨大乘佛教起源于何时之际,学者亦试图了解大乘佛教起源于何地,寄望由此地缘方面的了解,进而有助于把捉大乘佛教的根本特征。但是在一些学者看来,有关大乘佛教起源地的学说,甚至可能给贴上西方帝国主义或印度民族主义的标签,而难以得出较客观的研究成果。(1) 这是因为在导向各自的论断时,学者尽可运用一些技巧在相关文件的选取与解释上,藉以吻合其或偏西方或偏印度的先在认定。本文不拟卷入上述政治意味浓厚的论争,而仅着眼于大乘佛教的起源地,在解析学者用以支持各自学说的论据,同时检视其中论理得当与否。碍于篇幅,检视的对象主要限定在二位深具影响力的学者, 一为ienne Lamotte, 另一为Edward Conze。透过这二位之学说,进而剖陈其论据,即可凸显含藏在大乘佛教起源地的学术论议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指出学者的“起源”观如何可能扭曲其对相关典籍文句的解释。有鉴于吾人现前无法拿出确切的证据来论断大乘佛教起源于何时,这由证据极其薄弱所形成的限制,亦将使吾人难于断定大乘佛教起源于何地。换言之,若不知大乘佛教起源于何时,很难设想何以可知大乘佛教起源于何地。现存的第一手文献 (包括翻译 ) 皆未明确述及大乘佛教的起源, 而有关大乘佛教如何兴起的详细史料,很可能老早消失在历史的更迭中。尽管如此,大乘佛教起源于何时何处之问题,还是不断被学者提出来。例如,在一些佛学的入门书籍中,大乘佛教被说成兴起于公元第二世纪 (H.Naka- mura)、 跨越公元前或公元后几十年之间 (大多数学者附和此说 )、或公元前 200 年左右 (C.Prebish)。(2) 借用 Tilmann Vetter的说法,“学者尽管大致认为这些年代的推定乃建立在很不牢靠的历史根基上,仍然觉得有必要说出一个年代,并且在原则上看不出他们那样的做法有任何可议之处。 ” (3) 然而事实上,以史料欠缺故,吾人当前无从论定大乘佛教确于何时开端。因此上述年代,从公元前 200 年下达公元第二世纪, 很大部分乃建立在学者的臆测上,代表的是面对极其晦涩的问题出之以固着的(settled) 却又过分简化的 (simplistic) 解答欧美论述大乘佛教起源地的二个主导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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